这里重要的不是说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起源，而是要进而看到这两种对立 的解释世界的进路在方法论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亚里士多德 指出，所谓数字减肥胶囊，从根本上说就是探究万物生灭变动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将自然的本原归结为某 种或几种元素。而“原因则可分为四项而予以列举”，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 因”。而“后面三种原因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合二为一， 因为所是的那个东西和所为的那个东西是同一的，而运动的最初本原又和这两者在种上相同”(亚里 。显然，“将四因归结为二因，这对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研究本体的构 成有着重要意义。”进而言之，这一归结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 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所谓解释世界无非就是找出事物动变的原因，但既然事物之动变原因无非是 “质料”(“物质”)和“形式”(“理念”、“观念”)两项，那么解释世界的方法论原则从根本上说就 只有三种可能的方式：质料论或唯物主义的，观念论或唯心主义的，以及试图结合质料与形式二者的 二元论的。由于二元论总会偏向某一方面而很难保持不偏不倚，故从根本上说，解释世界的方法论原 则就只有质料论或唯物主义与观念论或唯心主义两种方式。
以唯物主义方式还是以唯心主义方式解释世界，其根本差别无疑在于物质概念与精神概念的差 别。但由于物质与精神这一对概念是从质料与理念或形式这一对概念演变而来的，所以前二者之间的 根本差别也就根源于后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那么，质料与形式之间的根本差别是什么呢?根据亚里 士多德的描述，其间的差别主要在于，首先，质料是基础，是被规定者，是潜能，而形式是上层，是 规定者，是现实；其次，质料既然是被规定者，就是被动者，而形式既然是规定者，就是能动者；再 次，质料既然是被规定者、被动者，那就是可被改变的，而形式既然是规定者、能动者，便是永恒 的、不变的。基于这种差别， 所谓唯物主义地解释世界，便是从可被规定、改变的基础、下层、潜能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而 所谓唯心主义地解释世界，便是从永恒的、不变的上层、目的、理念出发，去说明事物的动变。而这 就构成了两种对立的因果观念：前者基于既有存在，基于事实性，是一种基础条件论因果观，后者则 基于未来存在，基于规范性、目的性，是一种目的论因果观。
这两种对立的因果观长期并存，但在古代和中世纪，绿色减肥论因果观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近代自
然科学的兴起，则是一种极端的基础条件论因果观即机械论因果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时间的
变化过程就成为严密研究的唯一对象，终极因果性(即目的因)也就没有任何地位了。真实世界就
是处于数学连续性的一系列原子运动”。就此而言，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历史的演
变，亦可看作是“关于原因的观念所发生的变化，这变化是从作为目的因的原因，变到作为冲击的
原因”。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的普泛化的结果，便是任何
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够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进行。机械决定论将世界归结为原子之类物质微
粒，无疑是十分抽象的，因而在解释世界变化时不可避免地会陷人种种困境。面对这种困境，德国唯
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发展出了一种辩证的目的论因果观，试图把机械论因果观整合进目的论因
果观中去。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所要克服的，首先便是这种唯心主义的目的论因果观。
因此，从方法论上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就是各自在解释世界时，是从居于下位的基础
条件出发，还是从居于上位的目的出发的对立。由此观之，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正
在于它是从作为下位的人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的经济基础出发，去解释全部历史包括居于上位的人们
的观念、目的等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而不在于构建一种将历史还原为某种本原性自然存在物的
物质本体论。
唯物辩证法当然有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但不应该把它与唯物史观分离开来，并扩张为整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哲学的认识论化是欧洲近代哲学的特征，而存在论、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统一，
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与费
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在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唯物辩
证法。在这个意义上，唯物辩证法的确有必要提升到更高的定位减肥新概念进行理解，而在充分肯定认识论
与方法论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也无可厚非。但这种提升要求在一个更为基
础性的地平上进行理解，这个地平正是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不管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只
是在认识论以及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展开其现代唯物主义，更不是要在纯粹思维领域实现存在论、认识
论与逻辑学的统一，而是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哲学视域，并深入到社会历史领
域，实现对辩证法的彻底改造，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改造为社会历史辩证法。因而，基于自然科学
的唯物主义建构起来的唯物辩证法，不可能是凌驾于社会历史之上的先验哲学，更不存在一个先于并
外在于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有关“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论述，实际上
就已经明确告示人们，自然规律不可以代替人类社会的规律，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则可以再
现自然界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当恩格斯强调“事情不在于把辩证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
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时，他
并不是强调所谓自然辩证法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优先性，而恰恰是批判把辩证法当成是万能方法的
做法。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就是语言的中国化和接着中国哲 学史讲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开山之作的《大众哲学》，是艾思奇有意识运用本民 族熟悉的、日常的语言讲哲学的典范。当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语言中国化”， 而且要接着中国哲学史讲。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中说，淘宝网热销减肥药的中国化，要“述及中国 哲学史的遗产”。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命题。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 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 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 实现”。很显然，毛泽东把继承孔子以来的中国哲学史遗产看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而他所说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就是“中国化”，它 不仅包括“语言形式”，而且还包括由接续中国哲学史而来并被中国人喜爱的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 气派”。正是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陈伯达在延安开设中国古代哲学讲座，这是要接中国哲学史讲唯物 辩证法的尝试。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它的基础，即“中国古来 伟大思想中的辩证唯物论要素的存在”。由此可见，当时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确实是从语言中国化和接着中国哲学史人手的，这其实是形式方面的“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方面，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政治、经 济、社会的具体问题相结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和理论。
调研的新兴群体主要指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中出现的新的职业群体，如独立经纪人，传媒制作
人员，外资、合资、独资企业的企业家和员工，自由职业者等。调查发现，这个群体的伦理气质和道
德气质不仅“新”，而且“特”。他们的“新”与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
其特殊的职业及其伦理境遇而表现出的“特”。比如，淘宝减肥专卖更亲近私有制，69．3％的人认为私有制效
率更高，高居六大群体榜首；他们更相信个人能力的意义，对自我评价也较高，96％的人认为自己具
有社会责任感，93．3％认为自己有道德修养，92．4％认为自己有奉献精神。总之，这是一个自我感很
强，在相当程度上给社会带来新的伦理元素和道德气象，但仍缺乏充分认识和理解的群体。
调查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失地农民、城市农民工、下岗工人、低收人群体等，他们是社会变动中的
失利人群，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困难群体。这一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对生活的不满意度高，达到81．1％，
这与公务员群体对自己82％、87％的满意度形成强烈比照。调查的新发现是，这一群体的伦理感和
道德感都很强，有着强烈的伦理认同倾向，特别是家庭伦理归宿感和家庭道德责任感明显强于其他群
体；他们也富有社会同情心，并且有较高的公德意识，76％的人愿意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他们对现行
分配制度持否定态度，55．6％认为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合理，47．8％认为是社会不公，
两个指标均占六大群体之首。54．6％的人对职业或工作单位很不满意，这说明现实的伦理境遇使他们
很难产生良好而持久的职业伦理态度。